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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大师王国维: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

时间:2022-12-14 18:56:14 | 浏览:2131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然遽以此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为晏欧诸公所不许也。

许多人知道王国维,都是由于这段话。

他将几首诗词连缀起来,敷演出人生成就事业、学问的几重境界。由最初的孤独迷茫至追寻理想时形容消瘦亦无怨无悔,再到人生愿景突现眼前时深切的欢喜。

这段话曾激励过许多人,在人生最困顿、迷茫、沮丧的时刻。

然而当我们回顾王国维的一生,也许会发现,这何尝不是他生命轨迹的写照?致力学术,抵死不悔。

他一生寡言少语,却在教育、哲学、文学、戏曲、美学、史学、古文学等方面均有深诣和创新,著作等身,为学术界筑起一座座丰碑。

他生平惟以书卷相伴、淡薄名利、安贫乐道,却每每在国家危急存亡之时挺身而出,以笔为矛,针砭时弊,胸中满是家国情深。

他用一死捍卫一个学者的尊严,却让活着的我们更觉出生命的可贵与庄严。

那一支如椽巨笔,穿过了人生的几多愁苦,却将厚重的思索留给了我们。

1、忧郁少年,耿介才子

1877年12月3日,伴着“早潮才落晚潮来,惊涛日夜两翻覆”的钱塘江潮,一代“国学大师”王国维降临人世。

雄浑壮观的钱塘江潮

后来他自述:“维之八字为丁丑十月廿九日辰时。”丁丑是牛年,辰时为上午八九点钟之间。

尘世开始忙碌之时,恰是他降生之日,这是否预示着他往后一生都将难脱尘世愁苦,人生的风霜总接踵而来。

1880年10月,王国维生母凌氏去世,那时他仅有两岁,刚离襁褓。

“中道失所养,幽怨当何如?”他写道。幼失母恃,从此,天真、活泼,凡上苍所赋予孩童的“赤子”的权利,他都失却了。

而他终生所引以为憾的“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也便在积年的落落寡合中渐渐形成。

王国维生当光绪初年,且为新旧世纪之交,时代的更替、中西方文化的交融便无可避免地在他心中烙下了深深的印痕,并共同造就着他的性情。

王家祖辈数代“国学生”,家中藏书颇丰,生长于这样一个充满士大夫文化氛围的书香之家,王国维自小耳濡目染,酷爱阅读,旧学濡养深厚。

其父王乃誉“淡名利,寡言笑”,生活简朴,曾作了首七绝《岁暮题零用册示儿》:

粗衣淡饭苦难全,莫为奢华体面牵。
试看几多炊爨(cuan)绝,何如守我旧青毡。

他对王国维最大的期盼,便是愿望他能够安贫乐道,专心学问,坚守内心,不为外物所扰。

1892年,时年16岁的王国维参加了岁考,以第21名的成绩,入了海宁州学,并为当地父老乡亲推为“海宁四才子”之首。

当时王国维对考据产生了兴趣,并于18岁那年撰文“条驳(对文中论述逐条予以批驳)”当时的一位大才子俞樾的著作《群经平义》。

他的父亲知道他在写驳文后,深感不安,严词规劝他,这样钻古籍、喜考据,是“名为高,实则懒;名为有学,不苟且,实则无作为耳!”

然而那时的王国维虽年纪尚浅,却已颇有主见。他秉性耿介,认为学问面前,本应当无分尊卑、一视同仁。

其条驳之文,虽然不免有少年气盛,却已足以显示出他卓然不群的学风:不畏权贵,不惧权威;学问上更是是非分明,绝不苟且。

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操练了16年之久的北洋海军一败涂地。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签订前夕,朝野震惊、人人垂涕。

康有为一昼两夜不眠,拟出进呈光绪帝的“万言书”,大声疾呼:法不变,国必亡。5月2日,更联络各省应试举人1300馀人进行了一次集体情愿,史称“公车上书”。梁启超事后评述:

“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

目击甲午战败惨状,王国维在一首词中写道:

七尺微躯百年里,那能消古今间哀乐?与蝴蝶,遽然觉。
《人间词甲稿 贺新郎》

钱塘夜潮,却掩不住东海边的隆隆炮声,彩蝶纷飞的庄周梦,终究要到醒来的时候了。

那时的王国维,虽居家不出,却时刻关心世事,深切忧虑着国家前途与命运。其父对康梁“变政”亦十分赞赏,还将他们的“疏论”(即《上清帝第二书》)交给王国维,嘱他认真阅读。

随着变法一步步实行,全国各地维新人士十分活跃,纷纷组织学会、筹办学堂、创设报馆。梁启超的《变法通议》,其“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的倡议,不啻如同平地惊雷,将迷梦中的世人惊醒。

王国维便是受“新学”风潮波及的一员,他心心念念盼望出洋,开阔眼界,然而由于“家贫不能以资供游学,居恒怏怏”。

在乡试考举人失败后,20岁那年,在父亲的劝告下,他与一乡镇商人的女儿成婚,并在私塾任教。

为了维持生计,他只得再度准备科举考试。然而由于“不守时文绳墨,不肯入时流”,他再度落考,也从此绝了仕途之念。

在返回海宁又做了一段时间塾师后,他终于决定去上海寻觅新的出路。

那是一个“豪杰并立、武夫当关”的时代,南越地有蔡元培、鲁迅,北吴地有章太炎,海宁尚有饮誉“ 五四”以后新诗坛的诗人徐志摩。

便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那个之后集中西古今文化之大成者的王国维也终于走上了历史的舞台。

2、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那时的上海,“十里洋场”,堪为“冒险家的乐园”。商楼鳞次栉比,店铺客栈、茶楼酒肆、戏院烟馆乃至娼寮妓院,五光十色;车水马龙、人流熙攘,三教九流,夷夏杂糅,马车”得得“、洋车”当当“,更是不绝于耳。

20世纪初老上海

在同乡许家惺的介绍下,王国维来到他心向往之的《时务报》馆。此时主笔梁启超已离去,汪康年一人总揽报馆大小事务。

彼时的王国维,头戴一顶瓜皮帽,脚穿一双元宝式棉鞋,一身土布棉袍,寡言少语。加之一口难懂的海宁方言,言谈举止,都似格格不入。

也因着这种不合时宜,在报社里,他颇受冷遇,只能在报馆打杂,做着所谓抄写、校对、收发书信的“书记”工作,拿着微博的工资。

当时报社前景已愈加黯淡,销路渐不如前,王国维